能指和所指:能指与所指的理论发展

1.能指与所指的理论发展

能指与所指联系的随意性，无法被缩减为概念（即索绪尔所说的”（即一个特定的语言单元）”可以具有多种含义”这就是多义性，一个概念也可以在不同的能指中得到表达，自索绪尔之后。相信语言符号是由，共同构成的理论”逐渐成为文论领域的普遍话题，巴尔特是被霍克斯作为索绪尔的符号学方面最强有力的解释者予以介绍的。巴尔特在《当代神话》中对于索绪尔的一对重要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延伸”并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语言系统中第一系统，第二系统等的区分，陈嘉映在《语言哲学》中展开对。能指/所指“思辩实际都是在第一系统中作出的”有一种难以深化的无力感，而巴尔特对于第二系统的发现，打通了思维，进而可对更多的传统概念进行了梳理，能指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所涉及对象所形成的心理概念，（ 《关键概念》P262）符号必须包含能指和所指两方面。那么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2]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3]所指和指称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认为语言能创咱所指。实际就是在指称和所指默认已经约定俗成一致的前提下，认为能指可以结合任意的所指，也就是可以给能指赋予任意的所指，[4]能指和所指必定是一一对应的。以上三点其实就是在第一系统。第一级的语言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考察的都是最基本的语词。这个时候巴尔特将。并将其作为一个符号，能指即是实体的玫瑰花，所指为激情，两者之间产生的联系构成了符号，作为符号的玫瑰花是充实的”因为是富含意义的。因而不同于实体的玫瑰花，因为能指本身是空洞无物的，能指的玫瑰花并不是空同无物的。我们可以把玫瑰花的声响形象，这个声音作为能指“这个唤起图像的概念作为所指“而所指最终指向活生生的鲜花实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两种看法呢，前一种思考和结论已经脱离了第一系统？第一系统中的符号仅仅作为了它的能指。在没有所指的前提下便是空洞无物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应该发生一定的变化。[1]能指和所指都是人创造的，[2]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或许是任意的。也有可能是图像（肖像）的。皮尔士对符号的划分，中的象征符号中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但是图像符号之间体现了某种酷似性”比如对于树这个所指的能指图画就不能是大江大河的图画，也就是存在某种必然性。[3]所指和指称之间关系也是充满多种可能性的，但依然默认两者是约定俗成的一致。[4]有能指并不一定对应有所指，一个能指能对应多个所指。

2.词汇学中，能指和所指的区别是什么

能指和所指的区别在于：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

3.何谓能指、所指？

能指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语言符号包括了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形象两部分构成。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这种概念就是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对于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非自然的，把语言结构拆分成两个部分思考，首先给我们的启发是作为能指—声音、形象部分与所指是不同的。谁最初规定了这种对应关系？既然一开始的对应就是约定俗成的，改变关系是可能的了？谁又有权力改变呢？索绪尔的结论是个人无法改变，改变是在集体约定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个结论势必吸引我们对语言的成规如何形成，个人如何在成规下进行语言实践产生浓厚兴趣。意指是研究能指/所指的关系模式。也是以整体的方式看待能指与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模式主要有3个层次。

4.符号形式“能指”和“所指”有什么关联？

索绪尔的所指/能指图式表现了一种二元论思想，从其最初提出这一对概念时的意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一旦索氏把能指归结于感觉，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感觉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而感觉与观念，这是哲学史上千百年来一直被讨论着的二元论话题。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表述，如柏拉图把它归结为感觉与理念问题，则主要表现为感性与理性问题。感觉与观念的二元论总是与观念至上论联系在一起。观念至上论一直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主调。观念至上论认为，如近代经验论就认为，你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索绪尔也是一个观念至上主义者。虽然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不可分，语言出现之前思想只能是混沌一片，语言总是表达思想的，声音总是模写观念的，思想或观念总是至上的。一语言符号与另一语言符号的对立等等，这些都是索绪尔通过对语言做共时研究得到的结果，而非孤立考察语言实体的结果。单纯地把语言符号仅仅理解为一种孤立的实体，并不符合索氏思想的本意。所谓共时研究，研究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语言的结构研究表明，一语言要素即语言符号的价值来自于其与另一语言要素的对立；这本来是一种语言学研究模式，逐渐演进为一种罗兰·巴尔特称为的结构主义运动。结构主义延续了索氏结构语言学的二元对立模式。

5.能指与所指的价值意义

索绪尔的所指/能指图式表现了一种二元论思想，从其最初提出这一对概念时的意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声称，用这一对术语的好处在于：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与它们所属整体间的对立。这些都是典型的二元对立。一旦索氏把能指归结于感觉，我们就可以说，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感觉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而感觉与观念，这是哲学史上千百年来一直被讨论着的二元论话题。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表述，如柏拉图把它归结为感觉与理念问题，到了中世纪，那就是“可感知的”与“可理解的”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近代，则主要表现为感性与理性问题。感觉与观念的二元论总是与观念至上论联系在一起。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概念以来，观念至上论一直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主调。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观念至上论认为，在认识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感觉，而是观念。如近代经验论就认为，感觉经验只是认识的材料，只有当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你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索绪尔也是一个观念至上主义者。虽然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不可分，语言出现之前思想只能是混沌一片，然而，对他来说，语言总是表达思想的，声音总是模写观念的，言之，思想或观念总是至上的。所指与能指的对立，一语言符号与另一语言符号的对立等等，这些都是索绪尔通过对语言做共时研究得到的结果，而非孤立考察语言实体的结果。单纯地把语言符号仅仅理解为一种孤立的实体，并不符合索氏思想的本意。所谓共时研究，就是把语言视为一个系统，研究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共时研究同时也是静态研究，因为它专注于静态的语言结构。语言的结构研究表明，一语言要素即语言符号的价值来自于其与另一语言要素的对立；它们按差异原则排列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语言系统。这本来是一种语言学研究模式，经过俄国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到了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逐渐演进为一种罗兰·巴尔特称为的结构主义运动。结构主义延续了索氏结构语言学的二元对立模式，罗兰· 巴尔特的符号学参照了这一模式，列维一斯特劳斯对神话和亲属关系的分析则是将二元对立模式推广运用的典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对现代语言学和现代文艺批评有着深远影响。不但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成熟的“语言二元论”以它为理论基础，更产生了现代西方文论中以语言、结构、文本为圆心的形式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符号学、解构主义乃至读者--反应批评等等一系列在现代文论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说，无不留下了能指与所指的理论痕迹。

6.符号学中的能指与所指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能指，就是用以表示者，所谓的所指，玫瑰的形象是能指。

7.符号学中的能指与所指是什么意思

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 －－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 意符 Signifier 和 意指 Signified 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自古希腊就有语法学，在国学中列为小学(文学、训诂学、音韵学)，中国看来要差一些。中西语言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忽视虚词，来看看语言学家对符号学的研究，在索绪尔找到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一直含混，因为它总是趋于与单一能指相混淆，而这正是索绪尔所极力避免的，经过对词素与义素、形式与理念、形象与概念等词的一番考虑和犹豫之后。索绪尔选定了能指和所指，二者结合便构成了符号，③张远山先生的《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一文中说。索绪尔所忽视的语言的唯物主义基础”因为真正与能指构成应是受指“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学术上熟稔的‘名’与‘实’：能指与受指的结合生产了语言的所指，两个来源构成了所指的两个相关成分，来源与能指的是‘客观所指’即‘义指’(固化为词典释义)。来源于‘受指’的是‘主观所指’即‘意指’(体现每一次稍异于词典释义的具体作用)，它们的先后关系是‘能指→(义指→意指)→受指’这可以用《周易》八卦中的‘离’卦来表示，初九(阳爻)代表能指；六二(阴爻)代表部分所指，九三(阳爻)代表部分受指，中国人的思维方向正好和西方人相反。中国人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与怀疑，深知佛道对语言和能指及受指皆不信任。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差异极大”对符号辨识差异巨大“例如西方用香蕉代表生殖器”西方典型的朱莉叶，指示标识更是国际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