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怎么样,上海人素质性格怎么样

上海人怎么样,上海人素质性格怎么样

上海人精明，被人称为“门槛精”。上海人的精明，该得到的，他们一分也不让。这使得上海人常常为一点点小利而斤斤计较。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精明已经成为上海商人人格的组成部分。上海商人的精明可以说是骨子里的。 　　

自负自傲上海人的自负是众人皆知的。上海人的自负感，源自上海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上海对全国工业贡献最大，上海人也以此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对外地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乡下人。在他们眼中，只有上海人是城市人，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像获得当年租界的领事豁免权，又像今天推行的银行金卡，将会获得众多优惠。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为荣，不愿离开上海，人称的“恋沪癖”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特征 　

上海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哲学成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追求实惠的上海人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业活动中，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地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表现在人际交往上，上海人私交比较理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精神上的知音，却别指望两肋插刀的哥们。所以上海出了不少银行家、商人和学者，却难出诗人和武将。上海女人举止得体，装束淡雅，言谈柔和，很有女人味，但却没有那种为了爱不顾一切的“烈女”，上海男人在媒体中常常被丑化为“小男人”，其实，他们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把西方的绅士遗风中国化了，别有可爱之处 　

守法守纪，契约意识和法制观念强使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与规范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如果遇到什么新情况，上海人的倾向是立即制定管理办法，而市民也基本服从管理 　　

一般场合谈论起来，上海人很难讨人喜欢，十之八九是嘲笑的对象。如，说上海男人胆小，说上海女人虚荣，说上海民风势利，说上海方言聒噪，说上海文化小器。但我以既非上海人又非北京人，碰巧却在上海、北京两地分别生活若干年的旁观者眼光去看，却另有话说。 　

好些头一回去上海的北京人，回来后大惊小怪地说：在他们那里“打的”，如果计程器显示20元零1角，那零头，司机也非要不可！通常谈到这一点，以豪爽自居的北方人会笼而统之将它归之于所谓“南方性格”。可是以我的体会，论精于算计、不肯吃亏，其实并非上海人特性，我亲眼所见北京小市民之间为诸多小事发生的计较，就一点也不逊色。区别在于，上海人对蝇头小利的计较全写在脸上，无遮无拦，北京人却常迂回扮假，所谓“背地里使劲儿”。即以坐出租车论，北京的司机开到目的地后开发票时，十位当中有九位都不会主动把计程器停掉，却尽量把那发票开得磨磨蹭蹭，以争取计程器多跳一次字。这种情况在上海也可以遇到，概率却颠倒过来，十位当中有九位不会这么做，可是对于计程器上已显示的数字，他们一分一厘也不让——如果计程器当真以分厘为单位的话。 　

还有些别的不同。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般默然，不像北京司机多有“话语冲动”，这种表象极易被当做不热情的证据——倘你已习惯了北京风格。不过，若你提问，包括暗示对行车路线有所怀疑的发问，上海司机却不吝言辞，答得仔细，而且温和，并不露出不快。平时在北京，若你竟表现出这种态度，出租车司机们多半就焦躁起来，视为侮辱，尽管他也许真的正在带你绕远路。总之，以我的体验，北京的司机通常有一张热情的嘴，而上海司机却有“好脾气”。 

上海人当然很难让他吃点亏的，这好像谁都知道。奇怪的是，大家极少注意到，死不吃亏的上海人同时一般也不贪婪地占别人便宜——即不属于北京所谓“特黑”的人。这倒不是说上海人德行较别处好些，恰恰因为上海人久已养成直言私利、在私利上不太遮遮掩掩的风气，敢于分“我的”和“你的”——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而不搞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也就使他们被“黑”的可能性降低，使欲“黑”者较难有用武之地，使大家做事较规则、较合作、较富效率。我初来北京时，很强烈地感到，北京人做事不重规则，表面上宽宏、不拘小节，其实里面不简洁，“猫腻”甚多，而且耗时费神，很不合现代社会需要。听说外国投资者普遍认为，中国各城市里，他们最易适应的便是上海，我想，这肯定跟上海人重视规则、合作、效率的性格因素有关。 　　

上海人文化性格的新变 　

历来都说，上海人是聪敏过人，但是终因气魄不够，不敢纵身下海、放手一搏，所以再怎样才识出众，也多是白领、职员，出不了大企业家，“大班”的性子，终究不是老板的料子。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一文中说：“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而近年将总部迁到上海的中国首富刘永行先生也是这么看的。 　

上海人之所以这样审慎保守，因为是在物质生活的同比环境和条件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在捕捉机会、抵押既得的安稳生活、承受风险、以及在向历史形成的文化性格的自我挑战中，付出的成本以及可能做出的牺牲，要大一些，甚至要大得多。也就是说，上海人的“机会成本”要高得多。 　

但是，不知不觉中，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去年10月份，《福布斯》公布了2001年度中国大陆100首富企业家排行榜，其中的上海人有8位，在全国排行第二；在总部设立于上海的14位首富企业家中，上海人也占了5位。另据统计，到2001年第三季度末，上海私企中已有82家的注册资本超过亿元，全市总数17万多家私企的总注册资本1700多亿元，与10年前相比，分别增长了76倍和1777倍。上海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超过120万，占全市总从业人口的14%。今后5年，上海私营经济增加值将以年均15%的速度递增，到2005年占全市GDP的20%。 　　这样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上海良好的经济情景和环境，以及良好的商业秩序和相对规范的市场规则，既为有志创业者提供了诸多的机会，同时也降低了上海人创业的机会成本。 　　

第二，在由知识经济的兴起所造就的第二波创业浪潮中，上海人文化知识与眼界开放的积累，就在比较中突现了他们的某种优势，从而也使他们加速度地后来举上。 　　第三，存在决定意识，在整个改革大潮中，以及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过程中，上海人拘谨的心态终于大大化解，而用自己的气魄、胆识，重建父辈风采的雄心，正在大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