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运动研究:美国在中等教育改革中，研究和讨论了哪些问题

1.美国在中等教育改革中，研究和讨论了哪些问题

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不仅激发了世界强国之间的科技竞争，而且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在激烈的竞争与频繁的改革中，美国的教育改革尤其引人注目，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当代美国教育的发展脉络及其所呈现出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教育从时间上看，虽然至今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改革周期转换的速度之快、改革内容变化之大是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出现过的。其中一些改革方案或改革建议及其实施策略往往呈现出平行进发且在某些方面又相互矛盾之态势。也正是这些改革推动了美国教育的科学化和人本化进程。考察与分析当代美国教育改革的发展与变化及其所呈现的突出特点，无疑会对新世纪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深化与路径选择有所启示。运动在美国教育发展史上”教育改革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改革周期在不断加快，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改革史，美国的历史：从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政权到里根、布什和克林顿的政权“均受社会改革运动所左右，241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改革，教育改革也是一浪接着一浪”以来美国的教育改革运动。当代美国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大的浪潮是伴随着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而揭开序幕的”1957年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公众则把目光投向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上。责备美国的宇航技术落后是学校教育质量下降所致，进而认为这是进步主义教育偏废基础性、系统性，降低学术标准所造成的恶果，正如丹妮－里威奇教授在《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教育，政府官员一再表示了对科技领域研究人才缺乏的关注。他们批评进步主义教育忽视了基本的学术科目——英语、历史、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是追求高标准的不同结果的标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而恰恰是因为美国的落后所致。美国政府很快就将国防建设与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于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确立了以培养高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教学新体系”该法案拨专款资助科学、数学和现代外语三门。课程的研究和改革，提供相关教学设施，推进引导、咨询和测试计划。特别重视发现和培养天才儿童“新数学、新化学和其他新的修订版本被引入学校教学；暑期学校则为教师提供了新教材和新教法方面的培训；学者们进一步提醒人们充分认识。教育是我们的第一道国防线，208正如佳斯特斯－华伦在最高法院的建议案中所指出的，教育或许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义务教育的立法和给教育大量的投资：均可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教育对一个民主的社会是多么的重要“209第二次改革浪潮”促进教育机会平等运动当代美国教育改革的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伴随着民权运动而开始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美国最高法院驳斥了自1850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正确的，从理论上将黑人排除在白人学校之外的、所谓的。并决定要在学校废止种族隔离”最高法院的决策并没有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产生即刻的反响和效应。尽管一年以后最高法院下令加快废止学校的种族隔离。可是许多学区仍然反对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一起就学，有些学校还成了抵抗最高法院决定“坚持实行种族隔离的”尽管最高法院和联邦政府一直在强调反对学校的种族隔离，但学校里的种族隔离现象依旧存在。教育和基础课程的提议。这些课程上的变化为贫困儿童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途径以促进他们基本技能的发展】216-217第三次改革浪潮：美国政府的公信度在水门事件后持续减低，美国出现了诸多教育问题，公众信任降低以及促进全民平等教育的进步政策的变化，学术能力测验成绩持续下降被认为是教育诸多严重问题的标志，人们开始反思到底应该怎样教育儿童对付能源危机、城市拥挤、犯罪增加以及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学校和教育者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担负起培养具有胜任力和适应性的学生，那些对众多学生低水平的学术表现不满的家长、市民团体、政客联合发起了恢复基础运动和教师责任运动。211这场运动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要求减少选修课，恢复基础运动强调阅读、写作、数学及学生的口头交流。促进教育机会平等仍然是美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联邦的法案为那些处于教育体系边缘的人们带来了成功和鼓舞。国会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教育修正法案》，由福特总统签署了《全体残障儿童教育法案》，以保证残障儿童接受免费、适当教育的权利，美国社会开始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提高教育质量和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而近年美国学生SAT成绩的下降。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告：意味着规则、角色、关系体系的改变“以致于学校更有效地服务于现存的目的，美国中等教育告》中要求强化高中学术课程的建议被广泛采纳，美国教育部的秘书威廉－本奈特提出为所有高中生开设严格的学术性核心课程。这时高中课程优异化达到了一个高潮，为美国学生的课程》。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外语、自然，以3R为基础的真正的通才教育理想应该回归。强迫的学术课程必须给予选择的优先权“对美国教育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告中的许多建议已被执行或在地方组织被热烈讨论”学校委员会、校长、教师、公众等热切关注这场改革。《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以及80年代其他相似的告引导了这个时代的教育改革运动。各州制定了较高的毕业要求。统一了课程的管理，增加了对教师和学生双方的考核。提升了对教师的资格要求，全国各学区进一步强调计算机知识、家庭作业和基本技能，制定了参与运动的最低标准，教育选择与国家标准运动美国教育改革的第五次浪潮是伴随着；其着眼点是强调教育的国家标准：美国历来没有国家统一的教育制度”也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而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和标准在实践中并没有受到普遍的认可和重视。一些人认为目标提升了国家课程，也代表了政府对教育的过多“其他州都选择接受了2000年目标的联邦资助，以建立具有挑战性的课程内容和绩效标准，尽管美国学生的学术能力测验成绩逐渐稳定，但教育改革和学校重建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鼓励学校选择成为90年代教育改革的突出特点，布什总统在《美国2000年》法案中明确支持择校入学这一新的教育实践，家长有权根据学生的兴趣以及各校的教学情况为学生选择合适的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而不受学生家庭所在地的限制，州政府则将学生的学费以券票形式直接付给所选学校或父母手中。这种通过券票形式分配资金的做法为家长提供了择校的后盾支持。促进了教育机会的平等和校际之间的办学竞争，它冲击了美国以公立教育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学校教育与工作需要相结合运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六次教育改革浪潮已经初显端倪，当时改革的基点是在工作场所的需要和条件下重新设计学校教育。这次运动的教育目标包括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场所顺利过渡、信息技术的培训以及强调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能力、决策能力、团体合作的课程设置以及雇主认为今日、未来雇员应有的技能等方面。家长、社区与企业参与教育的热情日益直接和广泛，他们在参与教育的同时也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掌握阅读、写作和计算等基本技能已经远远不够，学会学习、创造性思维、个性化思考、自我管理、目标制定、就业能力、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团体合作等技能愈显重要，这些技能反映了社会工作需要的转变和学生职业发展的要求。

2.美国天文学家哈勃通过对星系光谱的研究,发现星系的运动有哪三个特点?

1）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去；（2）星系离我们越远。

3.谁能给我提供一些美国大学研究生有运动训练专业的学校，以及包括录取条件等等。万分感谢

哥伦比亚大学有，具体的录取条件你可以去他们学校的网站看！

4.在美国读研一般两年要多少钱

为了弘扬五四精神、彰显五四运动的意义，近年报刊杂志刊登了不少风格各异、观点不同的研究五四的文章，学术团体、科研机构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笔者选取了国内主要学术刊物上的相关文章作为研究对象作一综述。总体性研究向纵深发展 近年研究文章中，有部分论者从宏观上把握五四运动，从总体上探讨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也有论者将五四运动放到20世纪的大视野下面进行回顾与反思。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新旧民主革命)，而且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也具有划时代性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这样的见解是站在20世纪末来打量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后提出的论断。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启蒙的结果是人的觉醒与人的思想的解放;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的开端：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讨论是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继续和发扬光大。五四的思想解放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一定的时限：而它所蕴涵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融入到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之中，文化--政治的历史互动关系。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五四精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五四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解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对五四运动作总体性评价也是研究者谈论较多的话题?有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三个层面;思想解放层面、文学革命层面、学术解放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也有论者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对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基本口号、思想主体等提出新见解;认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具体研究的重大突破 具体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五四运动的方方面面。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立体的考察;研究没有局限于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经过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也不止于原有的研究范围。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宽，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具体问题，研究者们挖掘了一些新材料，贡献了一些新观点，对五四时期各个社会界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研究有新的突破。五四时期各社会界别都牵涉到运动之中，以往的研究对这方面已有涉及，但仍然忽略了对有些界别的研究。如对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仅就政治运动方面而言;举凡运动中的学、工、商、农、军界，唯对运动中作为政府与民众之中的中介、并在运动中发挥特别作用的各省议会，通过对五四时期省议会在当时的表现研究。省议会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的观点;这个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色彩且产生广泛影响的家庭改革思潮。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对新家庭观念的重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突破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价值重建的成果。有论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作了深层次的分析，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包括政治层面(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经济层面(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等)、文化层面(如何提高妇女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也有论者从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原则出发，指出五四时期妇女的解放是妇女以活生生的"并从当时妇女的面貌(服饰、发型等)和妇女对婚姻家庭的态度，以及妇女对社会的参予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声。一些研究者对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袁伟时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探讨了20年代中国政治的激进主义问题。也有学者探讨了五四运动与国际的关系，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侧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国际环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还有论者从考据的角度，对Democracy(民主)一词译语的变化，分析了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民主观的变化的原因(朱志敏：《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2期)。先生到"科教兴国"》以发展的眼光论述了五四时期的科学观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讨论的问题在不断深化。对五四人物研究的新突破 五四时期的人物始终令研究者着迷，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以往人们比较关注的人物的研究有新的论述，二是一些陌生的人物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在今天依然是热点。沈寂的《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一文从"文艺复兴"探讨了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的原因。也有论者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对陈独秀进行了分析，如陈独秀的宗教观在五四运动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力主废弃宗教到倡导基督教的过程。又如对胡适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的观点。研究者对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相反肯定了胡适的积极一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蔡元培的评价。蔡元培不仅同情和支持了五四爱国运动，将蔡元培突出地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的首位，另外一些重要的五四人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认为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对开拓心理学、美学领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新文化先驱，并提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代表是"北李(李大钊)南杨(杨匏安)"研究者将张东荪放在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考察。认为张东荪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人物，由于其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中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长期被学术界当作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看待，这有很大的片面性"，另有研究者认为张东荪在2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并非一无是处;张东荪主张20年代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五四时期过去鲜有研究的人物，王希天是五四研究中的陌生人物，陈铁健的文章根据王希天旅日好友周恩来的早期日记等资料。五四运动不仅在大陆影响深远，这股冲击波使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反日本殖民运动的启蒙运动深入开展，quot;五四运动不仅在国内以摧朽拉枯之势席卷全国，如对五四运动在日本、南洋等地的影响也有研究者做了考察。该文考察了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留日学生首先提出了五四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和斗争目标--'内惩国贼'对五四运动的决策和实施起了关键的作用，留日学生实为五四运动爆发之一重要动因，该文考察的结论是;东京的五四运动有利地推动了国内五四运动的发展;海外华侨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往完全被研究者所忽略;他选取海外华侨居住较多的欧、亚、美三大洲作为研究对象。以详细新颖的资料论述了海外华侨对五四的声援活动，五四运动传到海外后;关注热点、直面难点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历来是五四运动的评议中的焦点，随国内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反传统问题再次引起激烈的争论，反传统是五四思想启蒙的手段;并且提出反传统的三个层面;道统的否定(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学统解构(改变传统学术--儒家学说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框架)、文统革命(结束文言分离的局面)：他对80年代以来不正确解释五四反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李良玉，《五四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对近年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认为五四的"，造成中国的文化"断裂"的论调;袁伟时通过大量事实给予了回答，造成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继承五四首要的是继承和回归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毕春丽也对五四是"的诘难进行了反驳;指出五四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非过激运动(《也谈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和"过激主义"》载《东岳论坛》1999年第2期);他认为五四时期儒家伦理已经成为自由平等的对立面。因此批孔是正确的、进步的、不容否定的(《再论五四批孔》，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始终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胡适提出的"。

5.美国对五四运动的看法？

为了弘扬五四精神、彰显五四运动的意义，近年报刊杂志刊登了不少风格各异、观点不同的研究五四的文章，学术团体、科研机构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笔者选取了国内主要学术刊物上的相关文章作为研究对象作一综述。 总体性研究向纵深发展 近年研究文章中，有部分论者从宏观上把握五四运动，从总体上探讨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也有论者将五四运动放到20世纪的大视野下面进行回顾与反思。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新旧民主革命)，而且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也具有划时代性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 。这样的见解是站在20世纪末来打量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后提出的论断，认识有其独到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启蒙的结果是人的觉醒与人的思想的解放。石仲泉认为：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的开端，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讨论是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继续和发扬光大。 五四的思想解放的影响是深远的，有论者指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一定的时限，而它所蕴涵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融入到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之中。由是观之，文化--政治的历史互动关系。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化。 五四精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五四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提出："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源泉，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解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quot; 对五四运动作总体性评价也是研究者谈论较多的话题。有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三个层面：思想解放层面、文学革命层面、学术解放层面。 另有人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未能完成显得性的价值整合。" 也有论者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对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基本口号、思想主体等提出新见解。认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 具体研究的重大突破 具体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五四运动的方方面面，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立体的考察。研究没有局限于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经过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也不止于原有的研究范围。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视野的伸展，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具体问题，研究者们挖掘了一些新材料，贡献了一些新观点，使五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首先，对五四时期各个社会界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研究有新的突破。五四时期各社会界别都牵涉到运动之中，每个界别都作用其中。以往的研究对这方面已有涉及，但仍然忽略了对有些界别的研究。如对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仅就政治运动方面而言，举凡运动中的学、工、商、农、军界，已均有论及，唯对运动中作为政府与民众之中的中介、并在运动中发挥特别作用的各省议会，尚未见有所论及。" 通过对五四时期省议会在当时的表现研究，论者提出了"省议会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的观点。这个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又如，对商人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虽以往已经涉及，但具体分析地方商会对运动的态度却研究鲜见。朱英在《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了上海商会在运动中的右翼态度，总商会与中小商人积极支持五四运动是不和谐的，这最终导致了上海总商会的改组。 这个研究就更具体细致，使五四运动的研究更丰满。 其次，五四时期反封建、反传统导致社会风俗的变化，为研究者所注意。有论者指出"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风俗产生深刻影响" ，批评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风俗，提倡新生活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主张；并且，新式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向民众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这最终促使五四及五四之后社会风俗的改变。社会风俗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家庭婚姻观念的根本变化，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是研究者微观研究的对象之一。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进行了批判，对现代家庭观念进行了探索和建构，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现代色彩且产生广泛影响的家庭改革思潮。有论者指出："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对新家庭观念的重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突破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价值重建的成果。" 另外，有论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提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包括政治层面(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经济层面(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等)、文化层面(如何提高妇女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 也有论者从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原则出发，指出五四时期妇女的解放是妇女以活生生的"人"的觉醒为标志，并从当时妇女的面貌(服饰、发型等)和妇女对婚姻家庭的态度，以及妇女对社会的参予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声。 一些研究者对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袁伟时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探讨了20年代中国政治的激进主义问题。也有学者探讨了五四运动与国际的关系，如罗志田的《西方的分化：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侧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国际环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还有论者从考据的角度，对Democracy(民主)一词译语的变化，分析了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民主观的变化的原因(朱志敏：《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2期)。岳明君的《从"赛"先生到"科教兴国"》以发展的眼光论述了五四时期的科学观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总之，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讨论的问题在不断深化。 对五四人物研究的新突破 五四时期的人物始终令研究者着迷，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以往人们比较关注的人物的研究有新的论述，二是一些陌生的人物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在今天依然是热点。沈寂的《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一文从"一枝独秀"、"汝南晨鸡"、"文艺复兴"、"顺逆时差"四个方面，探讨了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的原因 。也有论者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对陈独秀进行了分析，如陈独秀的宗教观在五四运动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力主废弃宗教到倡导基督教的过程。 又如对胡适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的观点。研究者对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否定，相反肯定了胡适的积极一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蔡元培的评价。有些论者认为：蔡元培不仅同情和支持了五四爱国运动，而且领导了这场运动， 且发挥了特别作用，将蔡元培突出地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的首位，即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 另外一些重要的五四人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认为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对开拓心理学、美学领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新文化先驱，并提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代表是"北李(李大钊)南杨(杨匏安)" 。研究者将张东荪放在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考察，认为张东荪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但"由于其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中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长期被学术界当作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看待。其实，这有很大的片面性" 。另有研究者认为张东荪在2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并非一无是处，张东荪主张20年代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五四时期过去鲜有研究的人物，也有涉及。王希天是五四研究中的陌生人物。陈铁健的文章根据王希天旅日好友周恩来的早期日记等资料，论述了王希天的活动和思想，认为王希天是五四爱国先驱。 高一涵也是五四研究中的空白点。有论者认为高一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重要人物，提出"在《新青年》创刊伊始，发表文章最多，任务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可以说，在《新青年》阵营中，高一涵是陈独秀的最重要助手" 。此外，对曾经参加或者身受五四影响的人物如钱玄同、顾颉刚、张闻天、冯友兰等以往不被人注意的人物，研究者也有了涉及。 区域性研究的延伸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最初一般锁定在运动的性质、经过、意义、影响等宏观层面，随着新史料的挖掘和资料的开放，五四运动的研究领域不断的拓宽，研究程度不断深化。研究对象早已突破了对运动的主力--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商人的界线，研究的眼光移到具体界别和特定的区域，视角也由国内转到国外。 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重大影响，对运动的区域性研究一直为研究者关注。赵俊清指出：五四运动在黑龙江等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运动中，学生、工人奋起响应，积极投入斗争的洪流，与北京斗争相呼应，与全国其他省会的斗争相呼应，构成五四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不仅在大陆影响深远，在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也激起了阵阵波涛，有研究者指出，"这股冲击波使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反日本殖民运动的启蒙运动深入开展，台湾的文学史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quot; 五四运动不仅在国内以摧朽拉枯之势席卷全国，而且对海外也有较大的影响，如对五四运动在日本、南洋等地的影响也有研究者做了考察。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友平的文章，该文考察了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提出："留日学生首先提出了五四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和斗争目标--'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对五四运动的决策和实施起了关键的作用，留日学生实为五四运动爆发之一重要动因。"该文考察的结论是："东京的五四运动有利地推动了国内五四运动的发展。" 海外华侨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往完全被研究者所忽略，任贵祥的文章填补了这一空白。他选取海外华侨居住较多的欧、亚、美三大洲作为研究对象，以详细新颖的资料论述了海外华侨对五四的声援活动，该文认为："五四运动传到海外后，华侨热血沸腾、群起声援，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注热点、直面难点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历来是五四运动的评议中的焦点。90年代以来，随国内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反传统问题再次引起激烈的争论。烘峻峰认为："反传统是五四思想启蒙的手段，"并且提出反传统的三个层面：道统的否定(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学统解构(改变传统学术--儒家学说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框架)、文统革命(结束文言分离的局面)。该文认为反传统并非抛弃传统，它只是启蒙的手段。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良玉，他对80年代以来不正确解释五四反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李良玉：《五四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对近年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的文化"断裂"的论调，袁伟时通过大量事实给予了回答，指出：造成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最根本上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原因。提出?quot;继承五四首要的是继承和回归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完成告别中世纪的变革。" 毕春丽也对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过激主义"的诘难进行了反驳，指出五四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非过激运动(《也谈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和"过激主义"》载《东岳论坛》1999年第2期)。 针对有人非难和否定五四批孔，吕明灼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五四时期儒家伦理已经成为自由平等的对立面，孔教已不适应现代生活，并且孔教沦为军阀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批孔是正确的、进步的、不容否定的(《再论五四批孔》，《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始终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于兴卫指出，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确是当时思想界的一大顽疾，并非无的放矢，而且"谈主义"本身也离不开"研究问题"，当时胡适提出的实验主义有反封建的作用，因此不能全盘否定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 于兴卫在另一篇文章《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争论是"政治论战"，不是平等的学术讨论。倪培强、池中莲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反思，基本上肯定胡适在争论中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认为全盘否定是不科学的，当然也不宜完全肯定，对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应当实事求是(《也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新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6.新清史运动为什么会在美国兴起

新清史运动在美国兴起的原因：曾独霸美国中国史学界的费正清学派被新兴的区域社会史学派所替代，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清史和近现代史的关注，逐渐从政治、外交、儒学等下移，关注普通民众和社会。欧美一批学者开始从重视语言文献考据的东方学研究，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研究。哈佛大学中亚史教授傅礼初成为这一转型的代表人物，他在《剑桥中国史》中，注重强调亚洲内陆对“清帝国”新文化史逐渐兴起，使得美国的清史研究更加多元化。学者受到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强调重新解读史料，重新认识史料的主观性和局限性，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历史框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重新定位在传统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美国史学界开始注重从族群这一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以满族为主体重新审视清代历史，逐渐成为潮流，主要针对17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这两篇文章成为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在罗友枝与何炳棣的论辩之后。美国先后出现了众多与该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研究逐渐兴起，与美国以往的清史研究不同“新清史”重视利用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史料。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注重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认为满族从未丧失其族群认同”不仅挑战了费正清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也挑战了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费正清设想的中国为中心等级制的外交关系是一种具有同心圆结构的”第一圈为汉字圈”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汉化（儒家化）程度自中心向外递减的过程”费正清认为。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一直远逊于中国“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则主要设定在以长城以内的汉人地区为中心，则着重强调满洲人和满洲统治文化在。清帝国。时期的核心作用，学者主要分散在满族史、边疆史和清代中期政治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新清史”是由许多同时兴起的、自发的、分散的研究汇集而成的一种学术观点。

7.新清史运动为什么会在美国兴起

这个概念，国内目前谈论得相当多。它主要关注满人民族性、关注清朝内陆亚洲、探讨中国民族问题与历史关系。但这几个问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并不太明确。严格来讲，这是一个从美国汉学传统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一个领域，虽然它研究的是中国问题，但它的目的并非搞明白中国是怎么回事，而是试图用西方人文社科的研究范式与中国问题对接、尝试把中国问题置入世界史。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嘉峪关外》(Beyond the Pass)一书的开头有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论述。这个流派有三个源头：地域分区学说、中亚问题的关注、18世纪政治史研究的推进。1980年代以前，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的关注，主要仍集中在19世纪以后中国在外国的冲击下如何做出反应，亦即现代化（此处几乎等同于融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格局）的问题。这种研究其实是很粗疏的、比较浅的，研究者很少深入问题的核心，大多将中国简单处理为落后、需要帮助的对象——对于一个落后的东方文明，自然没有什么必要去关心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样的。美国汉学界开始意识到情况的复杂性，并尝试较为深入的分析。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书中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分析。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层面，便是对中国“社会差异”就是美国研究者终于知道：中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差别巨大。以前他们总是把上海当成“又或是凭借陕西、甘肃的一些情况便说，这其实都不切合现实，因为中国太大了，这种对区域性差别的认识。催生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分区学说，中国问题被分解为多个大区域(Macroregion)内部的问题；从此美国汉学界终于搞清楚了一件事。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先明确研究的是哪一个区域，随着研究的推进。美国学者逐渐将中国问题与中亚问题结合了起来，这对于美国这个中亚学大本营、历史研究者普遍重视亚洲语言学习的地方而言。1940年代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已注意到中国有着广袤的内陆亚洲(Inner Asia)部分。如新疆、蒙古、满洲等（参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这些带有内陆亚洲的部分，和江南、华南等地区（即西方印象中的典型的，二者是在19世纪中国领土危机时才被联系起来的，这个观点当然不符合实际，1980年代的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有了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追溯了从汉匈战争到清准战争的历史，试图重新构建草原与长城以内农耕文明之间的联系，后来的新清史学者。利用一个美国汉学界已有的概念，中国本土“(China Proper) 来称呼巴菲尔德研究中的农耕文明部分”则是边疆部分，不属于一种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中国“由于美国学者意识到19世纪清代的诸多政治问题都发轫于更早的时期”他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18世纪。在处理族姓问题的案例中：有一点可能是最为震撼的，满人皇帝在统治中国时：淡化了他们非汉族的起源，直到19世纪晚期以前；他们都能令汉人士大夫相信，满人皇帝已经遵行汉人的规则模式，但是满人自身并未忘记他们自己的身份。在同蒙古人、回疆人和西藏人往来时，仍会强调自己的草原来历，柯娇燕对晚清时期数代旗人家族的研究显示。当满人被称为国家的少数民族时，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达到了其顶峰，则尚未被用来描述满洲身份的历史演变”罗友枝与著名旅美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就这一问题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论，一般认为是，正式诞生的标志”这场争论。起因于罗友枝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再观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这篇论文其实今天来看并无多大学术价值。对当时研究状况的综述、对自己观点的陈述（这些陈述多半是从罗友枝自己某本书里摘出来的）：远多于一般意义上的论述，但它实在太尖锐了。几乎整个排除了汉民族在清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今天我们看到的汉译本。略去了它反华色彩最重的第三节，这一节竟然认为。是来自梁启超、孙中山等汉民族主义者的”并非国家民族主义的概念”暗示它需要被去除，在文章的最后，更有如下令人不快的表述；正如以前各政权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地镇压独立运动：并一再强调自己有决心维持对西藏、新疆、内蒙古的统治，当代中国的学者们仍然注意到了持续存在的种族民族主义”一位学者将此现象归结为现代中国国家在建立构成中国的，想象的共同体。罗友枝在这篇文章开头含沙射影地损了一下何炳棣”批评了何炳棣近三十年以前写的一篇论文(JAS(1967) 26.2。理论的靶子“何炳棣先生为人孤傲”罗友枝带有非学术背景的攻击自然激怒了他，1998年何炳棣发表《捍卫汉化》(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以火气很大的语言指斥罗友枝:应该说，这篇文章写得也不够好。几乎把唐代以来北族政权的汉化历史整个回溯了一遍，很冗长也缺乏重点，两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争论，但这场争论一下子把罗友枝背后的话语公开化了，柯娇燕、欧立德(Mark C.Elliott)、罗友枝、濮德培(Peter C. Perdue)、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是美国汉学独立成长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和中国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中国对于研究者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