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笃的《论都赋》建议迁都长安，写得很策略；班固维护建都洛阳，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也极为谨慎小心。《西都赋》本为赞美、夸耀之词，不用说。《东都赋》开头云：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汉帝。下面接着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十分概括。因为后汉以承前汉之皇统自居，对前汉不能不加肯定；但从前、后汉的比较来说，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是对后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故对前汉的功业不能作太具体、详细的表述。下面说：“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对后汉王朝功业、礼制的铺叙。又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又从历史方面来论证定都洛邑，前有先例，且居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由赋中内容的安排和措词的上下照应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态和班固对此的把握。

　　《东都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行文摇曳多姿，善于达意。下面又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直接加以比较：“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崚，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洛阳地利、形势及礼俗之淳厚，建筑、设置之合于王道。“统和天人”、“同履法度”，点出了《东都赋》的主题；“图书之渊”、“道德之富”，是《东都赋》着力铺叙、宣扬之所在。下面照应《两都赋》开头部分：“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完全以一个新的尺度来衡量秦（实际上是代指前汉）和东汉王朝政教之得失。接着以西都宾的折服为赋正文部分的收束。这同《上林赋》的结尾完全一样。但整个说来，班固的《两都赋》开头、结尾、过渡等章法更为严谨、自然，且富于情态，长于韵味。

　　班固此赋由于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故它不似《子虚》、《上林》的有很多虚夸的部分，以气争胜，而更多实证。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表现一种精神，而是要表现一种思想，体现一种观念。这也可以说是同时代风气有关，是当时文风和社会风气的体现。另外，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马积高《赋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

　　在结构上，此赋对《子虚》、《上林》也有突破，上文已言及。下面再看看其结尾上的创意。作为全赋的结束，《东都赋》末尾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即结束，下面接上说：“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遭，请终身而诵之。” 显得轻松而诙谐，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带有活泼之气。其中“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也可以看作是班固自己对《两都赋》特色的概括。

　　因为此赋写洛阳的形胜、制度、文物等，同《子虚》、《上林》的仅写田猎者相比，内容要更为丰富、开阔，也更能集中地、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摹拟，形成“京都赋”的类型。《昭明文选》分赋为十五类，“京都赋”列在第一。《文苑英华》、《历代赋汇》等也有“京都”或“都邑”一类。

　　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京都赋之作，但能使这类题材以及表现方式、结构方式结合而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乃有赖于此赋取得的成就。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品，尤其具有某方面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往往成为后来作家学习、甚至摹拟的范本。班固之前的京都之作，扬雄的《蜀都赋》已有残缺，崔骃、傅毅的《反都赋》只余残章剩句，傅毅《洛都赋》也有残缺，便说明了它们的历史地位。